理解新时期文学场域,第四次文代会往往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近年来也得到了学界较多关注。与之相比,1978年5月27日召开的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一直未得到研究界足够的重视,这场在文坛百废待兴之际召开的会议,既承接了1978年5月前召开的不少文艺会议的成果,又为之后的文艺会议奠定了人员、方向与基调。本文结合现有史料,梳理第四次文代会的“前奏,从“文革”结束后周扬等“十七年”时期文艺干部归来到1978年5月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召开,这些人事变化及会议召开,构成了我们理解第四次文代会以及新时期文坛的重要线索。

一、周扬等人的归来

1975年6月,林默涵的一封信推动了文艺界“老同志”的归来。原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曾是周扬一案里“文艺黑线”的成员。1975年6月,他已解除监护,就近分配到江西省丰城县钢铁厂等候结论。6月17日,林默涵自丰城写信给毛主席,表态希望“留在党内,“决心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直到最后一息”。

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的来信上做了重要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这条批示在实际上指明了,对整个文艺队伍和干部队伍都要放宽政策。这意味着在1975年7月,在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取得显著成绩的形势下,毛泽东亲自提出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立即贯彻执行这一批示,中央专案办公室开始了对周扬一案的处理,决定释放周扬、夏衍、阳翰笙等人。根据一些学者的整理,在5、6月份获得释放或解除监护的文艺界人士还有肖望东、徐平羽、林默涵、陈荒煤、石西民、钱俊瑞、张致祥、于伶、金山、郁风、穆欣、黄稻、谢和赓、沙汀、张庚、吕骥、赵寻、华君武、张光年、周巍峙、马彦祥、任桂林、石羽、唐瑜、吴祖光、新凤霞、凤子、苏灵扬、戴爱莲、丁玲、艾青、金紫光、司徒慧敏、周而复、叶浅予、程季华、周立波、阿英、陈白尘、孟超、黄苗子、袁文殊、舒强、阿甲、陈企霞、徐懋庸、葛琴等人。

同时,批示中的“分配工作”也表明了,中央将要重新使用这一批文艺界的“老同志。这和毛泽东对于当时文艺现状的忧虑有关,他曾在1975年7月14日的谈话里表达过这份忧虑: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7月16日,主办周扬一案的工作人员写出一份报告,对涉案的76名专案审查对象的问题性质(个别除外)都下了结论,除田汉、章汉夫、刘芝明、邵荃麟、何干之、焦菊隐、蔡楚生、蔡叔厚、穆木天等已故的12人以外,都一一提出处理意见。其中林默涵、肖望东、刘白羽、石西民、钱俊瑞、张致祥等32人列入“分配工作”的名单,夏衍、阳翰笙、王昆仑、徐平羽等20人“养起来并治病,还有3人“劳动教育。但周扬虽然列在32人名单中,却因为被定为“问题性质严重,而被搁置处理。7月28日,毛泽东听机要秘书张玉凤读了这份报告,让张玉凤替他把文件上原来定的“问题性质严重”改为“人民内部问题。

1975年8月中旬,为给周扬一案中的干部分配工作做准备,朝内大街原文化部宿舍大院里办了一个学习班。成员为:吕骥(“十七年”时期曾任音协主席)、周巍峙(“十七年”时期曾任文化部艺术局长)、徐平羽(“十七年”时期曾任文化部副部长)、黄稻(“十七年”时期曾任文化部代部长肖望东的秘书)、赵寻(“十七年”时期曾任剧协党组副书记)、张光年(“十七年”时期曾任《文艺报》主编)、张庚(“十七年”时期曾任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吴祖光(“十七年”时期曾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编剧)、马彦祥(“十七年”时期曾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凤子(“十七年”时期曾任剧协理事)、郁风(“十七年时期曾任美术馆展览部主任)、华君武(“十七年”时期曾任中国美协党组副书记)、石西民、刘白羽(石、刘二人均在“十七年”时期任文化部副部长,因病住院请假),还有不属周扬一案中的司徒慧敏、袁文殊、马少波、丁聪。

不过,尽管毛泽东亲自指示释放周扬,又亲自为周扬定性“人民内部问题”,但在1975年的国庆节宴会上,周扬未能出席。毛泽东在10月16日留下一句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8)这句批语将周扬单独提及,并对“四人帮”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事实上,1975年毛泽东针对周扬问题的三次批示,都为周扬之后的“复出”创造了重要条件。

从1967年被捕,到1975年释放,周扬在这一低谷期经历了哪些转变和反思,留下的材料并不多。但出狱后的周扬,已然呈现出不少“变化。1975年,周扬闻讯冯雪峰身患癌症,立即去看望了他,并向他表示问候和歉疚之意。王若水曾回忆:‘文革结束后,周扬出狱。他住在招待所里,没有多少事情,有充分时间接近一些普通干部,我认为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他抓紧时间读书。他曾表示,想找一些黑格尔的书来看一看。那时,这种书很难找。我借了两本书给他,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中译本),另一本是Stace的《黑格尔的哲学》(英文本)。《小逻辑》很难读,但Stace的书解释的很清楚……在像他这样高层的中共官员中,到老年还对理论这样有兴趣的人是不多的。”通过他人的回忆,可以看到周扬并未停止思想的探索。

1977年,中央决定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去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作,要他们以这个学部为基础,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根据于光远的回忆,1977年11月26日邓小平请他们三人汇报。在汇报即将结束时,胡乔木请示可否请周扬来当顾问。邓小平认为“周扬到社会科学院来当顾问是可以的、合适的”(10)。1978年9月开始,周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研究生院院长。而粉碎“四人帮”后周扬第一次在文艺界的会议上公开露面,是在1977年12月《人民文学》杂志举办的“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周扬做长篇发言。而早在筹备座谈会时,时任《人民文学》的主编张光年把周扬列在了与会者的名单中。这次座谈会下文将展开梳理。

以周扬的归来为代表,可以看到自1975年以来,文艺界老同志的“复归”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经历了波折和反复。限于篇幅,以下选取几位“复归”的老同志履历为代表,来展现1975年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期间的文坛重组面貌。

周扬: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1967年5月,周扬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7月出狱;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79年10月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夏衍:1958年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主管艺术和电影两个部门;1965年4月7日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1975年6月3日被送至秦城监狱,7月中旬解除“监护”,出狱回家;1975年8月25日,专案组就夏衍问题做了结论,结论要点为“犯有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组织生活,补发监护、审查时期停发的工资,由外交部养”;1977年8月,夏衍出席何其芳的追悼会,为“文革”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1977年7月25日,经华国锋、叶剑英批准,夏衍按原结论恢复了组织生活;1978年2月,在新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上,当选为政协常委,4月,出任对外友协副会长,党组副书记;1979年10月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陈荒煤:1952年5月调中南局任宣传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1961年4月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1963年7月,任文化部副部长;1965年,免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调往重庆任副市长;1968年冬被捕入狱;1975年5月恢复自由,11月到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书库,做清理书籍、抄写卡片工作;1978年2月,中央专案组宣布平反,5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9月发表《阿诗玛,你在哪里》、写作《〈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等文章;1979年10月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80年5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参加国际笔会,大会接受中国为国际笔会会员,6月任中国文联党组第一副书记。

贺敬之:1964年4月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1966年6月到文联接受批斗和隔离审查;1970年1月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支部书记;1973年,作为“右倾复辟“黑线回潮”的重点人物遭到追查;1976年11月,调文化部参加核心组工作;1977年8月,当选为党代会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8年1月起,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胡乔木:1967年1月,在“一月革命”风暴后连遭揪斗,12月26日,被列入中央专案一办周扬专案组,进行审查。1971年4月29日,致信毛泽东,说明自己的历史是清楚的,7月1日,写出《我的历史上的三个问题》;1974年6月4日,中央专案一办和中组部业务组向中央报送《关于胡乔木同志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说明胡乔木政治历史清楚,排除被捕、自首的“嫌疑,但仍认为“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见,告知拟请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当国务院顾问,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1975年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毛泽东、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已经设立,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1975年冬天,再次遭到打击、迫害;1977年11月,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院长、党委书记(至1982年);1978年12月下旬,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负责中央文件的起草和对理论工作的指导。

张光年:1950年,担任中央戏剧学院教育长兼创作室主任;1951年调文化部艺术局任副局长,兼任《人民戏剧》副主编;1957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开始担任《文艺报》主编,至1966年5月停刊为止;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所写批判文章大都收入《文艺辩论集》;1966年5月,张光年受到审查和批斗;1969年11月,交由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代管;1975年6月21日,中央专案组结论为:张光年同志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审查结束,应即恢复组织生活,发还扣发的全部工资,工作由原文化部留守处安排。10月末,调入国家出版局为顾问,“负责研究考虑文艺出版工作”,以顾问和文坛资深人士的身份,在《诗刊》《人民文学》复刊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977年6月,新任出版局领导王匡、王子野要求张光年,“先抓两个刊物,主要是《人民文学》”,“正式抓起来”。张光年拟以孔罗荪为副主编,并彻底改组编委会。197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恢复文联、作协和《文艺报》筹备小组名单的批件下达,组长林默涵,副组长张光年、冯牧。在此基础上,又作了细分,附设作协和《文艺报》的筹备小组,由张光年负责。6月3日,“文革”后作协第一次主席团扩大会议召开,张光年宣布了作协主席团、书记处名单;他本人则由茅盾宣布为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党组书记人选尚未确定前,常务书记实则是作协负责人。9月,作协三大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的正副主编、编委会名单也获批准并正式宣布;张光年由于负责整个作协工作,《人民文学》主编之职,由李季接替。1979年10月文代会召开时,张光年因结肠癌住院未能出席,在会上被选为作协党组书记。

林默涵:1952年,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9年,任中宣部副部长;1961年,组织文艺界集体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文艺十条》);1966年,被关进北京卫戍区;1975年6月,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就近分配到江西省丰城县钢铁厂,等候结论;1977年12月,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负责重新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等工作;1978年5月,担任恢复全国文联及各协会筹备组组长,主持召开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会议(扩大);1979年,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参与起草大会报告。会议期间,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兼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

刘白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刘白羽作为第四野战军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文协”理事;1955年以后,主要担任文化领导工作;1964年,任作协党组书记,兼任文化部副部长;1968年3月后,刘白羽被移交北京卫戍区集中监管;1976年1月,调回部队,在总政文化部当顾问;1976年10月,“四人帮”下台,总政文化部的工作由陈其通主持,1977年夏天,陈其通不再主持工作,总政治部主任梁必业找刘白羽谈话,刘白羽任总政文化部部长;1979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工作于总政文化部。

冯牧:1960年任《文艺报》编委、副主编;196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1969年9月,赴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初,从云南绕道桂林、广州返京;1976年11月,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要负责人;1977年5月,任文化部党组成员、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78年3月,任“恢复中国文联及各协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兼筹备组秘书长、《文艺报》筹备组负责人;1978年7月,《文艺报》恢复出版,任主编;1978年底,任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核心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并筹备创办《文艺研究》杂志,后正式出任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第一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作协党组第一副书记,中国文联党组第一副书记,8月,当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10月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秘书长,11月,在第三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

二、第四次文代会之前的一系列会议

据上述可见,1977年下半年,周扬等文艺界老同志均已复归文坛,他们或通过出席文艺会议,或重新担任重要职位,开始塑造新时期文坛。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老同志都顺利归来,在周扬等人归来的同时,1977年的丁玲还在山西长治老顶山公社嶂头村生活。直到1978年4月,丁玲给胡耀邦写信,并向中央组织部对她的“叛徒问题、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问题、1957年划为右派问题”提出申诉,之后丁玲的回归步伐才得以加快。

周扬等复归文坛的老同志,往往首先选择在文学会议上露面。各类文学会议扮演着文坛风向标的角色。这些会议一方面通过批判“四人帮”文艺教条,建构着新时期文坛的基调与口径;另一方面通过与会人员、发言位次等具体的人事信息,彰显出新的文坛领导队伍。限于篇幅,本文简要描述第四次文代会之前的三个重要的文学会议。

(一)《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座谈会”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召开了“短篇小说座谈会”,这个会议后来被刘锡诚称为“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文学界会议”。在会议前,张光年用二十字定下会议基调:生动活泼,交流经验,交换意见,不做结论,择善而从。”这场会议于1977年10月20日在北京虎坊路附近的远东饭店开幕,于24日下午闭幕。当时老中青三代的作家和评论家,包括茅盾、周立波、贺敬之、沙汀、马烽、王愿坚、茹志鹃、刘白羽等人都悉数到场。

这场会议较为系统地讨论了当时短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问题。1977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些“初步摆脱‘四人帮的文艺教条、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好的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刊物上已经涌现出了一批青年作者队伍的作品”。会议讨论的核心,是如何通过创作更好地反映对“四人帮”的斗争,讨论过程中已经涉及对旧的文艺观念的反思。茹志鹃在发言中谈到‘三突出‘三陪衬是不能要了,“正面人物还是要写的。她的反思和提问在于:是否应把正面人物写成成长中的人物?在不损害人物品质的前提下,也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茹志鹃的发言代表了当时作家们的看法,在创作问题上,他们都试图打碎“三突出”这样的文艺枷锁,主张作家风格的多样化,但也要强调文艺要“服从总的政治任务之下的具体任务的多样化”。

翻看这份由刘锡诚执笔的会议讨论纪要,尽管与会者都落实了会议基调,但仍可以看出普遍的小心翼翼,当时的文坛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比如“文艺黑线专政”论还没有被推翻。这种压力也在会议结束后有所体现,出版局党组在当年10月29日开会听取《人民文学》关于“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的汇报后,局长王匡态度谨慎,并认为许多问题出版局无力解决,因此这次会议的成果在当时也未向社会公开。会议组织者张光年在日记里记录:报上不发消息,解除了我的精神负担。”“短篇小说座谈会”作为“文革”后文坛首次大聚会,最终在较为谨慎的氛围里结束。

(二)“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

“短篇小说座谈会”结束后,《人民文学》在1977年11、12期以《促进短篇小说的百花齐放》为题,开辟专栏,连续发表了茅盾、周立波、沙汀、王朝闻等在会议上的发言,对整个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坛上下都意识到,文艺界急需解除“四人帮”文艺教条的束缚。1977年11月20日,党中央宣布张平化任中宣部部长。其后,《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这场座谈会率先展开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

1977年12月21日至25日,由中宣部出面召集,在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文化部部长黄镇的主持下,文艺界召开了一场具有官方色彩的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们开始讨论在17年是否确实存在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问题。张光年首先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他认为《光明日报》的“编者按”中的提法是不对的。这是文艺界首次在官方召开的会议上对“文艺黑线”论的合理性提出严肃的质疑。12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揭批“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为题,报道了巴金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在上海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之前的大多数发言不同的是,巴金的这篇发言未点名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只是说存在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干扰,并强调都被毛主席及时指出、纠正过来了。这篇讲话实际上表达了对“文艺黑线”存在的质疑。而这些会议和文章所发出的声音,为1977年底“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鼓舞作用。

“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大会”由《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召开于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该会议被刘锡诚称为“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的法西斯专制主义打散了的作家队伍的大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会议”。这次大会邀请多达一百余人出席,已经“复归”的老同志大多在这次会议上露面,会议将火力瞄向由“四人帮”所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12月30日上午,张光年代读了卧病中的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从北京医院送来的书面发言。郭沫若的书面发言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强加在文艺工作者头上的精神枷锁,而“这些精神枷锁必须彻底摧垮。除恶务尽,不能心慈手软。之后,茅盾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在会上做了发言,他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一个“大阴谋,“完全是捏造的”,因为其否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出现的好作品,茅盾的发言还建议恢复文联各协会及重要刊物。

会议上的多数发言人,除了批评“文艺黑线专政”论外,也将议题扩大到如何评价“三十年代文艺”及“十七年文艺。曾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过的李曙光在发言中指出:‘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有错误,这同任何工作一样,都应一分为二。但不是黑线。”针对三十年代文艺,老作家周立波说:我认为,30年代文艺是有功绩的……夏衍同志的《赛金花》是有错误的作品,但同时他又写了《包身工》这样的好作品……总之,要实事求是,有错就批,不符合事实的要推倒。”

首次露面的周扬在大会第三天进行了一次发言,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周扬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公开在文学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周扬系统地讲了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如何正确评价30年代文艺和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艺”——这也是与会人员的发言中讨论最多也最具争议的问题。周扬用较为谨慎的言辞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30年代文艺成就不容抹杀,也认为“十七年”中有很多好作品,但他同时也反思了自己同工农兵结合得不够好,在知识分子改造和对待遗产问题上有错误。

当时已出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于29日上午在会上做了发言,这篇名为《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的发言后来刊登在《人民文学》1978年5月号上。文章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功过,也阐述了对于30年代文学的看法。文章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谈到“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仍认为“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由此可以看出,限于当时的环境,针对“十七年”所存留的不少历史问题,不少与会人员仍延续了原来的结论,仍按照“有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调子来构思谋篇。

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问题上,由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批示,而毛泽东本人于1963-1964年针对中国文联和各协会也做过两次批示,这些来自毛泽东的批示仍然成为讨论“文艺黑线专政”论时难以触及的禁区,这场会议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文艺黑线,也未解决“两个批示”问题。这次会议的贡献在于,集结一批劫后余生的文艺界人士,开始突破《纪要》设立的禁区。此外,夏衍、茅盾等人在发言中提及恢复文联组织和恢复《文艺报》的要求,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在12月31日的闭幕会上宣布了文联和各协会的恢复工作,同时提出“在1978年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次文代会。

(三)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

澳门赌钱官网 ,1978年1月,在中央宣传部的建议下,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的小组已经成立,在当时,筹备小组的任务有以下三项:第一,负责筹备恢复文联和各个协会;第二,负责筹备全国性文艺理论刊物《文艺报》的复刊工作;第三,负责筹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次文代会”。

1978年3月29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传达了中宣部的决定:恢复文联筹备组已被批准。恢复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由下列人员组成:组长林默涵;副组长张光年、冯牧(兼秘书长);恢复中国作协和《文艺报》筹备小组:组长张光年,其他人有李季、冯牧、孔罗荪、朱子奇”。根据当时负责行政工作的张僖回忆,首先成立的中国文联筹备组的组成人员“一共十三个人,除了组长林默涵之外,成员中还有“冯牧、张光年、胡庆波、曾克、吴晓邦、吕骥、陶钝、袁文殊、毕君武、赵寻和我等人。在1978年5月25日召开的文联筹备组人员会议上,冯牧宣布:中国文联恢复工作后,中心工作是筹备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组就是文联的工作机构。筹备组长就是文联的秘书长,副组长就是副秘书长,再增加吕骥、胡青坡、金紫光,胡、金是专职的。筹备组实际上就是党组,起党组的作用,直到四次文代会的召开。”

冯牧的宣布表明,原本的筹备小组实际上也成了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小组,这一点在两天后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得到了确认:会议决定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讨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和计划,修改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会议对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筹备小组这一段工作表示满意,责成筹备小组继续负责筹备第四次文代大会。”由此,中国文联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官方上确认了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也将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筹备小组确定为第四次文代大会的筹备小组。

中国文联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期为八天,从1978年的5月27日开到6月5日,5月27日上午在西苑饭店礼堂举行开幕式。参加开幕式的有文联全委、特邀代表和在京文艺工作者共八百多人。参加这次会议的,在京全委60人,外地全委59人,各协会和各地文艺界负责人72人,特邀123人,工作人员35人,记者36人。而上一次的会议即文联三届二次全会召开于1963年6月,对于这批代表而言,这十五年无疑恍若隔世。

会议的讨论非常热烈,会议中的几大重要讲话,如茅盾《开幕词》、郭沫若《衷心的祝愿》、黄镇《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周扬《在斗争中学习》、巴金《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以及《中国文学艺术联合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均发表在《文艺报》1978年第1期(这是“文革”后复刊的第一期),于1978年7月15日出版。大会上的发言主要集中于这几个方面:一是控诉“四人帮”的种种罪恶和对作家艺术家的迫害,发言者多是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作家、艺术家,如马烽、刘知侠、阮章竞、布赫等人。他们通过具体的事件,揭发“四人帮”主管文化工作时的种种恶行。

二是讨论如何调整文艺政策和繁荣文艺创作。与会人员提出要“在文艺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会议决议中也提出“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进行自由的艺术探讨”。

三是确定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向,会议最终的决议认为:文学艺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今天就是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周扬的发言提及: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还是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还要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他们是和体力劳动者并肩前进的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应当受到尊重。”

周扬等人的发言,反映出他们对当时新出现的一批文艺作品如《哥德巴赫猜想》的肯定态度。此外《班主任》《丹心谱》《东进!东进!》都引发了文学评论者的关注,并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佐证,在大会上以正面的例子出场。

后来针对这场会议的历史意义的讨论,还集中于会议和“新时期”与“新时期文艺”这一系列概念的关系。《中国文联第三次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58),而周扬在会上的讲话《在斗争中学习》,使用了“新时期的总任务”的表述。刘锡诚认为这次会议“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宣告了“新时期文艺”的正式诞生。(59)黄平在2016年的研究中肯定了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提出和使用具有重要意义,但通过爬梳史料,他认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源自‘新时期总任务的提出,这来自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代表大会”,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提出“新时期文艺工作”这样的概念,是“新时期总任务”在文艺领域的体现。

总之,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上承1977年以来的各大文艺会议的成果,又下启1979年底第四次文代会等文艺工作的开展。自1977年起召开的这几场文学会议,收纳了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观点争议,又串起一条环环紧扣的链条,一齐形塑了“新时期文学。在这些会议中,文化官员、作家、批评家的观点、针对有争议作品的讨论、对历史问题的重新界定得以呈现。经由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的连接,1977年最终通向了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距离第三次文代会召开近二十年后,得以成功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