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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汕头大学,作者与导师王富仁先生合影

对于我,回忆是逐渐风化、剥蚀,乃至化为尘土的。极力打捞挽留,也仍然一天淡似一天。先生已经远行,如不写下这些文字,我恐终有忘却先生的一刻,如一片落叶忘却了它曾依靠的大树,一粒陨石忘却了它擦肩而过的星座。

2001年,我考入北师大,在王富仁先生门下读书,同一届的还有高兄和李兄,其中我和老高的求学经历多少都有点曲折。我是1999年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的单位有个规定,硕士生入校工作满三年才能考博,但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念头,在工作第二年就报名并且很幸运地考上了。但那时的我,真是什么也不懂。王老师的大名,当然我是知道的,但他的书,我读过的不多,而且我所工作的单位和他好像也没什么学术交往,印象里也不曾请他来参加答辩或讲座。因此王老师与我是完全陌生的——我知道他,但不认识他;他不知道我,当然更不认识我。所以赴京考试,完全是抱着尝试的心理,并且是演习性质,目的是预备下一年正式来考。但既然来考,总还是心怀侥幸。我还记得到了北京,电话联系上王老师,说想去他家拜见,这是公然而拙劣的套瓷,结果他很客气地说,明天就面试了,不用专门跑一趟。我本来就脸皮薄,这下正好,如获赦免,但内心又觉得考上的希望更渺茫了。笔试与面试的题目几乎都忘记,只记得面试是在一间大屋里,考生大约二三十人,李怡是面试老师之一,梁鸿是记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他始终是笑眯眯的,话也并不多。似乎因为他的和气,我也不怎么紧张,加之毕竟当了两年教师,有点讲课经验,胡扯一通,便打道回府了。

麻烦在于结果出来之后。考试回来,自己估摸着肯定没什么希望,所以过了很久才打电话给王老师,询问成绩。没想到他在电话里说考得不错,基本上被录取了,这真是意外之喜,但烦恼也随之而来:怎么说服单位放我这个“犯规”的职工去读书呢?工作不满三年不能去考博,这个规定是不是符合劳动法我不知道,但能够出炉,总是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吧?虽然此前和此后都不断地有“犯规者”出现,而且也都达成了妥协,但目前在我这里,它还是生效的,是不得不解决的。单位不同意,就不能去上学,这个机会就浪费了,第二年再考,那结果就很难说了,我毫无再战成功的自信。所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求得单位领导和人事部门的谅解,法外开恩,允许我这个违反规定的人去念书。俗话说,吃屎容易求人难。当时我如何与领导们“沟通”——这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哀求——如何到处央人说情,如何担惊受怕,今天已经记不清,但那种苦苦乞求的感觉至今挥之不去,是多少年都没办法遗忘的。

所幸当时的单位领导心地宽厚,最终还是放了我一马。于是当年九月,我便背着行李来到北京,成为王老师门下的一名学生。那一届的博士生运气着实不好,因为北师大住宿紧张,学校将我们安排在了北航附近的大运村,离北师大还是有一段距离。勤快的,买辆自行车每天骑到学校去看书;懒散的,就窝在宿舍里做寓公。但因为远离校园,整体氛围上不像是来念博士,更像是放长假,除了上公修课,平时根本没人管,想干什么都可以。于是我和那位高师兄(他的处境比我更加险恶)就在惊魂未定、迷茫莫名的心情中,开始了读博生活。

说起来,我们师兄弟二人和王老师的气质并不相合。王老师虽然也是起自草野,朴实如老农,但有内在的强健的自信和自尊,有一种引而不发的刚烈。我们两个,一则由于入学不易,受了些委屈,更多是由于性格懦弱,膝盖也是软的,脊背也是弯的,胆子也是小的,用今天的话来讲,一副很“衰”的模样。然而我总觉得,王老师不讨厌我们,就像阿Q、孔乙己都是loser,但鲁迅内心是爱阿Q、孔乙己的,王老师也是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同情我们这些带着软弱性的人。事后想起来,我甚至觉得,在众多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考生中,王老师偏要录取我们这两个毫不起眼、郁郁寡言的学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优秀,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是命运要借他之手搭救我们一把。

果然,在入学之后的一次聊天中,他就宣布:“我只负责把你们录进来,录进来之后我就不管了。”他说这话时,仍是抽着烟笑眯眯的,但意思已经很明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老师可以拉你一把,但此后的路,便要你自己走了。

王老师自己说,他带博士,是放羊的带法。这是真的。在我入学的第二年,他就到北师大珠海分校去教书了,再一年就正式离开北师大,到了汕头大学。我们这几只羊,就在北师大茫然吃草,那个牧羊人,一年也见不到几次。我记得,头几次见面,王老师甚至连我的名字也记不住,总是将中间的那个“庆”字漏掉。但是我理解他,他两边都要跑,带着那么多学生,要处理那么多事情,他实在没办法像以前的师父那样手把手地教徒弟。不过,他也有自己的方法。他回到望京的家后,一定会召唤我们一众弟子去聊天。人很多,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深入的交谈,很多时候是他一个人在讲,我们大家在听,至于听懂没有,理解到哪一步,那就是自己的事了。这就是他上课的方法。他曾经说:“好的学生不用教,差的学生教也教不出来。”这话好像有点甩手掌柜、放任自流的意思,但当我做了多年教师、也带了十几届研究生之后,才体会到,这确实是甘苦自知的大实话——能不能成为出色的研究者,关键是看自己,而不是在老师。老师再如何努力,都是外因,决定事物根本性质还是内因。因此,王老师对于学生,一面是言无不尽、普降甘霖,期待懵懂者自己领悟,另一面他也在观察、分析,发现学生的优点和缺点,在必要的时候点醒学生,或者猛击一掌,使学生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并成为更好的自己,通过自我教育摆脱对老师的依赖,从而实现“好的学生不用教”。但能不能达到目的,是要看运气的。从这一点看,师生之间确实是需要一些缘分的。

必须承认,我对于理解王老师的思想是颇为迟钝的。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因为自己并没有什么积累,又不想继续炒硕士论文的冷饭,思来想去,还是沿着H大的老路子继续做思潮研究罢,而那时的“好题目”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自然主义等等都已经被一一瓜分,只好挖空心思,找了一个“无政府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冷门,准备捣鼓一番,写个十几万字交差了事。去和老师谈选题的时候,心里很是惴惴不安,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如果说有唯一的理由,那就是貌似没人写过(悲催的是,这个看起来已经够冷僻的题目还是和人“撞车”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年包括我在内全国有三个人选了“无政府主义与现代文学”写博士论文),而这其实是根本不能成为理由的。因为没人写,也可能是因为根本不值得写。没想到,王老师当时就同意了这个选题,而且围绕这个问题谈了许多他的想法,但遗憾的是,那些想法我都没能理解,也没有记住,因为那时我对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的理解,是远远不能和王老师相提并论的,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我那幼稚的思维水平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我带回了我的唯一收获:王老师通过了我的选题,而且认为很有意义。

无知者无畏。尽管没能领会老师的指点,我还是按照自己那点肤浅的认识,凭着那样寒碜的能力,仓促上马了。今天看来,这个通过了答辩并且出版了的博士论文,问题之多,令我汗颜。它采取了最省事但是也最缺乏问题意识和概括能力的平行式结构:先是介绍了一下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历史,然后分别用四章分析了这一思潮对钱玄同、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的影响。这样做的好处是眉目清楚,但过于简单僵硬的框架实际上反映了我对无政府主义对新文化的影响缺乏真正深入的认识和提炼,因此无法在众多史料中提出真正的问题,而只能以人物为单位来安排章节,而且,就算这个框架勉强可以接受,也应该有一章结语,对无政府主义对五四人物的影响进行整体的总结与深化。问题是,不仅结语直到出版都毫无踪影,就连现在的最后一章《鲁迅与无政府主义》,也是王老师逼出来的。2004年3月份,我写完了前面四章,觉得字数也够了,而且鲁迅这一章又很难写,当时看过一些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有一章甚至两章存目,好像也都通过了,便有坏样学坏样,将鲁迅这一章列为“存目”,把只有四章的论文打印稿寄给了王老师,然后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开始修整了。没想到快到5月份,王老师一个电话过来,先说前面写得还可以,然后就要求一定要将鲁迅这一章写完,而且语气是不容分说的严厉!这在当时已经优哉游哉、准备答辩的我,无异于兜头一盆冰水,因为离提交论文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了!没有办法,只好收拾心情,重新坐在电脑前,进入论文写作状态。但是时间紧任务重,巨大的压力让我整个人都陷入一种高度焦虑、濒临崩溃的状态,每天疯狂地阅读材料、敲打键盘,紧张到牙齿打颤的地步。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暗无天日的日子,终于勉强写出了最后一章。当然,可以想象出行文的匆忙和思虑的浮乱,充分暴露着急就章的狼狈与不堪。但是,即便这样一个半成品,没有老师的当头棒喝,我也是拿不出来的。

就这样跌跌撞撞、有惊无险地毕业了。在临别的聚会上,王老师说:“你是可以搞一点学问的,但最大的毛病就是懒。”这是他的观察所得,而且是非常准确的。因为羞愧,王老师的话永远烙在我的记忆中。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王老师狠狠地给了我一脚,使我振作精神,渡过难关。如今,这个踢我屁股的人已经不在,而我懒散依然。人生的幸运,在于有“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的严师,而人生的悲哀,则在于明知道自己的毛病而不能改。造化弄人,其此之谓乎?

回到单位之后,从学生又变回到教师,开始正式工作,和王老师的联系就很少了。有时候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到后来电话也不是那么频繁。刚毕业的时候,还寄过开封的土特产花生糕和其他一些点心,后来觉得这些土特产实在是“土”,有点寒碜,而且并不见得好吃,就没有再寄过这些东西。自己很少走动,加上诸事缠身,以至于从2004年毕业,竟然有十一年没有再见过王老师。

再见到他,是在听说他生病住进301医院之后,那时我已经跑到北京,很想去看他,但这种场合我又不知该怎么说话,只好约了同事也是师姐的孙晓娅一起去,此后又去了几次,留下了两则日记,分别是2016年夏初第一次去探望,以及2017年3月最后一次去探视的情形,抄录于下:

7月25日,也就是知道王老师得病之后,过了十几天,我才联系了孙晓娅一同前去看望他。因为中间经过检查,他曾回汕头一次。不知道合适的探视时间,所以拖了几天。确诊是肺癌,但去年并没有发现,因为肺炎住院的时候,也没有检查出来,也许是新长出来的。他住在301医院内科大楼15层呼吸科三病区11床。我们是下午3点集合,买了一束花,牛奶、酸奶、蜂王浆、水果若干。王老师住的是多人病房,大概有5张病床,他住在靠里的一张。我们去的时候,他坐在小椅子上,就着床头柜看书,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王老师精神状态很好,只是头发有些稀疏,他清楚自己的病情,但并不恐惧,很坦然、达观,似乎早就想清楚了生死问题。吃饭也很好。我们安慰的话,都宣告作废,原封带回。交谈一个多小时,担心他有些累,我们便告辞。遗憾的是没有带录音笔。

希望老师能坚持多一些,再多一些时候。

今天是2017年3月25日,到301医院看望王老师。这应该是我第四次去医院看老师,前三次分别是和孙晓娅、张莉、孔育新。这次是和宫立。宫立上午去望京看师母,然后坐地铁到301会合。我在门口水果店买西瓜两个,大芒果四枚。老师仍住内科大楼,进门时正在输液,头发很少,几乎光头,有一女看护在,似乎是雇来的保姆。说话声音不如以前有力,精神也不如前次旺盛,但说话的欲望仍很强。据说胃口不太好,已经是第五次化疗,前四次恢复都快,这一次恢复很慢,不想吃东西。坐了十几分钟,一个学生来看,说是汕大硕士,后来在北师大读博,现在中大工作,但我不熟悉。又坐十分钟,恐他太累,告辞。晚饭和宫立在饺子馆吃。

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去看他,可以明显感觉到老师的精神在逐渐衰弱,虽然在重病中,但他很少谈自己的病情,反而总是和访客谈及他正在写作的文章,谈及他对于各种问题的思考,谈及他多年未见的某位老学生。(因为身患重疾,高俊林师兄无法前来看望王老师。当我把他的惦念和问候转达给王老师的时候,老师的神情忽然激动起来:“高俊林的命运实在是太不幸了!他如果没得病,就会是你们当中的陈平原!”如今老师已远去,我特将这句话抄录于此,以慰正在与病魔抗争的高师兄。)他谈话的愿望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我的心情总是矛盾的:既无比珍惜他说的每一句话,珍惜听他教诲的每一秒钟,又担心他谈话过久、过于疲劳、加重病情。最后总是理性占据上风,在他谈兴正浓的时候,不得不硬着心肠打断他,和他告辞,而且怕他多心,从来也不敢录音和合影,现在想起,这遗憾是今生今世都无法弥补的。

3月份去看过之后,我内心隐隐有不好的预感,但总想着应该还能支撑一段时间,所以打算五一假期之后再去探望他。没想到5月2号的傍晚,我被微信上的消息打晕了:

2日晚,从微信上忽然看到王老师去世的消息,但不知真假,赶忙打电话给孙晓娅,孙接电话后直接让到南门坐车,她也正要去医院。赶紧穿衣穿鞋,背上包,但兜里只有五十块钱。顾不得,跑下楼,坐车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殡仪馆在北门,找了半天才找到。刘勇、钱振纲、李怡夫妇、沈庆利、李炜东等已在,肇磊不时哭泣,眼睛通红。我哭了一会儿,深感虚无,如同孤儿一般。晓娅合十,口念佛经,随后退出。刘勇和李怡商量后事。等待老师二儿子到,带着衣服,据他说早上上班去的时候,老师似乎好了一些,所以没想到这么快去世。刘勇忙着联系八宝山,他和李怡是办事的主力。我只能颓然站着,不知道能做什么。肇磊兄弟给老师换好了衣服,身旁放着帽子,殡仪馆工作人员和我一起将老师抬起,送入冰柜之中,号码16。

老师的躯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我最后一次抱住了他。

王老师走了已经五个月。平日里我依旧碌碌,波澜不惊;但深夜独坐,块然静思,依然可以感觉到他留下的巨大空白。这空白使我延宕至今,方有勇气面对老师在我思想和精神上投下的影子。

老师和我单独相处的时间很少,深入的交往也并不多。我对他的理解,更多是来自对他著述的阅读。对于老师,我最深的感受有两点:一是独立,二是诚实。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却是我真实体会,我愿意在这里再说一说。

王老师是非常强调独立的人。他经常说:“要找到你自己。”我的理解是,这既是要求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更是要求让自己彻底成长起来,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的独立个体,而且更进一步,独立地做出选择,独立地承担后果。他既是谦虚朴实、尊重他人的,又是坚持自性、绝不盲从的。他以研究鲁迅成名,但绝不仰视鲁迅,而且认为自己在人格上与鲁迅是平等的:

鲁迅伟大,但他死了;我很平凡,但我活着。他能做的事,当然我是绝对做不了的,但我现在能做的事,尽管平凡,尽管不伟大,他也无法替我做。我承认他的伟大,但我也有我的自尊和自信。我不想成为他,也不能成为他。他做了他的事,我现在做我的事。在这一点上,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我以为,这是真正得到鲁迅精神精髓的。他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是由他的强大主体性所掌控的,他尊重学术界的权威观点,但绝不效仿或者迎合别人,等到他成了学术大家,也从来不以权威自居,不强求别人来附和自己、认同自己的观点。他的学生里,有些人的选题他并不完全认可,但只要言之成理,最后总能得到他的同意。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也允许别人坚持自己的想法。他的独立不是压制性的,而是召唤性和激发性的。他从来不希望别人模仿他、复制他,而是希望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成为不能被取代不能被消灭的“那一个”。

这种对独立的敏感、珍视和坚持,是与王老师的成长背景有关。他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崛起于1980年代的学者,时代刻印的痕迹很深,受总体性理论的影响,有强大的自我与主体精神,有着雄辩和斗争性的一面。但1980年代学风的另一面,则是对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初步的认识和建立,无论声音大小,多元对话的局面至少是初步形成,不再只有一个能思考的“我”,而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独立思考的“我”。谁也不可能真正钳制对立面的声音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王老师形成了他对个人主体性的认识。他以独立性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从来不考虑是否“前沿”“入流”“创新”,是否会在学术市场受欢迎。他在鲁迅研究中提出鲁迅小说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冲破了陈涌模式的桎梏,虽备受批判责难,绝不妥协;1990年代转向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他以自己的阅读感受为基础重新解读古典名篇,并不畏越界玩票之讥;2000年之后,相继提出“左翼文学研究”和“新国学”研究,也都是他的自身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是他自己独立思考所提出的主张。

对于王老师这一代人而言,独立思想是最重要的,不是思想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为思想服务。比起独立的自我来,学术其实算不了什么。王老师曾说:“研究一个作家,读完作品,任何人的研究成果都不看,自己先写,写到一半,再参考别人的研究,重复的地方就略去或少谈。”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因为这和今天学术规范“先阅读前人研究成果、了解研究现状”的要求是完全不符的,是很不“学院派”的。但我通过自己的实践,发现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避免了别人的研究思路对自己的干扰,尽量保留了自己对作品的原初感受,而后者恰恰是最珍贵的。王老师文章注释之少,是出了名的。他喜欢讲自己的话,不喜欢借别人之口来发言。早期博士论文里的注释就很少,除了引用了一些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此外就是《呐喊》《彷徨》的原文;晚年之后,更少引用,经常出现数万言长文而无一注的情况。这在今天以繁注为博学、凭脚注显功力的学界看来,简直是逆潮流而动。

也因此,独立是有风险的。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便有可能与众人对立,与时流相悖,成为学院之敌、精英之敌、大众之敌、国民之敌。独立意味着寂寞,意味着不被承认,甚至意味着被孤立。

在学术界,诚实尤其是难得的品质。王老师能独立,就在于他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在受到压力的时候,不违心放弃自己的观点,不迎合他人;在受到追捧的时候,在受到冷落的时候,在逐渐淡出中心、被边缘化的时候,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跟风,不随俗。学术界三十年来风气的变化,有目共睹。倘若赶紧转向,跟着说几句时髦话,拜一拜福柯萨义德、巴丢阿甘本,一直站在浪尖上,保持学术明星的地位,也不是做不到,但王老师并不这样做。他没有盲目信从后现代主义理论,没有将新文化运动、启蒙主义、新文学、现代性视为话语建构而统统解构之,而是以巨变中的中国社会为基础,维护、阐发新文化、新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维护、阐发“现代性”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意义。无论处境如何变化,无论身在北京还是汕头,王老师都一直在独立思考,并坦诚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主张也许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赞同和回应,也许还备受误解和争议,但珍贵的是,它是王老师自己思考的结果,而不是言不由衷、见风投机的结果。他的诚实并不是顽固不化、抱残守缺,而是以自己的甘于边缘、甘于寂寞保存了一个思想者的尊严,在越来越以立场区分敌我、彼此视若雠仇的思想界,保留了一种“不站队”“不搞圈子”的可能。因为忠实于自己,王老师逐渐显得特立独行与不合时宜,但由诚实而去伪饰,去伪饰而能朴素,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一个独立、微弱甚至有些孤独的声音,恰恰是当代中国思想生机尚存的证明。

行文至此,王老师远去的悲伤逐渐淡去,我转而体会到一种生命的辽阔感。我意识到,我对老师的很多理解,其实是源自老师去世这件事。老师在世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一直会在那里,他一直就在那里。那么他的著述,读多读少,迟一点读早一点读,都不那么重要。但是,先生去世之后,他的那些文字似乎一瞬间被激活了,阅读它们变得非常迫切和重要。因为我意识到,再也不能听到他那延绵不绝、往复跌宕的谈话了,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和他交流了。我只能也必须以一个主体的资格,通过阅读他的著述,与他进行平等独立的对话。老师以他的告别再一次教育了我。然而我又有一种奇怪而僭越的感觉,老师的肉身虽然消失,化为文字,散入书本,但似乎从这时起,老师才不是那个为大家所有的老师,而是真正属于我的老师。

初秋夜雨,我从架上抽出一本《说说我自己》。恍惚中王老师就坐在面前,抽一口烟,笑眯眯地问道:“你最近在忙什么哪?”

两个孤独的灵魂,谈话才刚刚开始。

孟庆澍,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等。